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指政治經濟學）是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和發展而逐步形成的，“從廣泛的意義上”，它“是研究人類社會中支配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和交換的規律的科學”[1]。在這以前的古希臘、古羅馬奴隸制社會和中世紀封建社會，自然經濟處于統治地位，經濟關系比較簡單，關于經濟問題的論述，或多或少都是哲學和政治論述的延伸，極少把經濟問題作為單獨的一門學科進行研究。只有當資本主義商品貨幣關系的范圍擴大，國際貿易頻繁，經濟關系日趨復雜，才有可能產生與時代發展要求相適應的的經濟科學。馬克思指出：“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是在工廠手工業時期才產生的?！?sup class="calibre6">[2]不言而喻，在自然經濟占絕對統治地位的中國封建社會的土壤里，也同樣無法生長出在上文中馬克思所提到的經濟科學。
按照中國學者的考證，中國雖然很早就有“經濟”和“經濟學”的名詞，但它們的本意和現代意義的經濟、經濟學（Economics）相去甚遠。
在公元4世紀，中國人已使用“經濟”一詞。東晉（建國于公元317年）初，元帝在詔書中稱贊大臣紀瞻說“瞻忠亮雅正，識局經濟”。（《晉書·紀瞻傳》）同時人葛洪也曾說：“經世濟俗之學，儒者所務也?！保ā侗阕印绕っ鞅尽罚┰谔拼臍v史文獻中，已可見到“經濟學”一詞。唐代詩人嚴維就留下過“還將經濟學，乘向道安師”（《秋日語諸公會天七寺》，見《全唐詩》卷二六三）詩句。此后，“經濟”或“經濟學”的名稱，不斷被使用，出現了許多種以“經濟”命名的書籍，如宋人藤珙的《經濟文衡》，元人李世瞻的《經濟文集》，明人李琦的《經濟類編》等。學術界公認古漢語的“經濟”與現在所談的政治的涵義基本相同，“經濟”也就是經邦濟世、經國濟民的簡稱，其基本內涵是指治理國家，管理百姓，這些都屬于政治的范疇。
需要指出的是，這種經邦濟世意義上的“經濟”在近代中國也一度成為教育改革的重要話語。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12月16日）貴州學政嚴修奏請設經濟?？普?，設置“經濟特科”開始成為戊戌變法時期科舉制改革的主要議題。近代中國進步思想家幾乎都意識到實用人才在近代中國富強中的特殊意義，在這方面，嚴修的貢獻是把人才培育、學科建設、科舉改革統一起來。他認為：“非有曠出非常之特舉，不能奔走乎群才，非有家喻戶曉之文章，不能作興乎士氣”。這種“非常之特舉”，就是通過“設新科以勸士”的舉措以對傳統的科舉制進行改革。這里的新科，嚴修稱為“經濟”科。他的解釋是，新科的設置，既要有新的名稱，也要有新的科目。而“詞科之目，稽古為榮。而目前所需，則尤以變今為切要?；蛑苤煜驴?，或熟諳中外交涉事件，或算學律學，擅絕專門，或格致制造，能創新法，或堪游歷之選，或工測繪之長，統立經濟之專名，以別舊時之科舉”。[3]不難看出，嚴修所主張的經濟新科，正是中國傳統的經世致用之學，只是在學科的范圍上增加了西學的內容。
嚴修的主張在當時激起了千層浪。不久，康有為在1898年6月連續擬定了“請催舉經濟特科片”、“奏請經濟歲舉歸并正科并各省歲科試訊即改試策論折”等奏折。1898年初，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禮部議復嚴修的奏折，得到光緒皇帝的批準。遂將經濟特科分為內政、外交、理財、經武、格物、考工等六個科目。其中，內政主要涉及“方輿險要、郡國利病、民情風俗”；外交主要考求“各國政治、條約公法、律例章程”；理財主要指“稅則礦產農工商務”；經武要考求“行軍布陣、駕駛測量”；格物與考工分別指“中西算學、聲光化電”和“名物象數、制造工程”。[4]
最能表達當時“經濟特科”內容和意義的要數張之洞。他在奏折中又把經濟科分為中學經濟和西學經濟兩部分：“第一場試以中國史事，本朝政治論五道，此為中學經濟，……取者始準試第二場。二場以時務策五道，專問五洲各國之政，專門之藝。政如各國地理、學校、財賦、兵制、商務、刑律等類；藝如格致、制造、聲光化電等類。分別發題考試，此為西學經濟。其雖解西法而支離狂怪，顯悖圣教者，斥不取中?！龍鲈囁臅x兩篇，五經義一篇，取其學通而不雜，理純而不腐者。合校三場均優者，始中試，發榜如額。磨勘之日，于三場尤須從嚴，如有四書義、五經義，理解謬妄，離經叛道者，士子考官，均行黜革。如是則取入二場者，必其博涉古今明習內政者也，然恐其明于治內而暗于治外，于是更以西政西藝考之。其取入三場者，必其通達時務研求新學者也，然又恐其學雖博，才雖通，而理解未純，趨向未正，于是更以四書義、五經義考之。其三場可觀而中式者，必其宗法圣賢見理純正者也。大抵首場先取博學，二場于博學中求通才，三場于通才中求純正。先博后約，先粗后精，既無迂暗庸陋之才，亦無偏駁狂妄之弊。三場各有取義，以前兩場，中西經濟補益之，而以終場四書義、五經義范圍之。較之或偏重首場，或偏重二三場，所得多矣。且分場發榜，則下第者先歸，二三場卷數愈少，校閱亦易。寒士無候榜久羈之苦，謄錄無卷多錯誤之弊，主司無竭蹶草率之虞。一舉三善，人才必多”。[5]張之洞奏折中的“經濟特科”，包攬了當時中國所謂的實用之學，主要的意圖是把中西“經濟學”的關系置于“中體西用”的框架內。分析這種思想的保守性不是本文的議題，這里要說明的是，從教育近代化或“教育救國”的角度談經濟學科，尤其是從近代學科設置的路向上引入西方的治用之學或救亡之學，應該最容易接近作為富國之學的西方經濟學。遺憾的是，當時的思想家沒有切入“經濟學”的近代內涵。
當然，傳統經邦濟世意義上的“經濟學”必然涉及經義之學、利益之學和義利之學，而且也會涉及現代所談的經濟活動的管理，但顯然不能把經義之學、利益之學、義利之辨等同與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6]
中國古代的“經濟學”，雖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但中國傳統學術中并不是沒有相當于經濟學的東西。嚴復曾表述過，經濟學“其理雖中國所舊有，而其學則中國所本無”，[7]肯定了經濟學“其理”的存在。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國，公元二年已有近六千萬人口和五千五百多萬公頃耕地，到1840年前人口已超過四億。這么多人在這么長的歷史時期中生活在同一國度內，不能不經常地面對著各種各樣的經濟問題，不能不對這些經濟問題進行探討和議論；不僅會對經濟問題提出各種政策、措施和解決方案，還會時常發生學理方面的討論和爭辯。這種與現代的經濟學研究內容相一致或相接近的學術，在中國古代不稱為經濟學，而是以富國之學的形式存在的。趙靖認為，從嚴格意義上說，中國傳統的經濟學“更為通用的名稱則是‘富國之道’或‘富國之策’。富國之道自然要進行學理的探討，富國之策也不是僅指政策，而更多的是指畫策、獻策”。趙靖把中國傳統經濟學的的內容規定為：“除了國家的財政、經濟問題（所謂‘戶政’）外，舉凡政治、軍事、法律、輿地（地理）、工程建設以及域外之學，無不包括在內”。[8]至于中國傳統經濟學所包括的豐富內容，已經由多部《中國經濟思想史》著作作了回答。任何試圖否定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努力，都是徒勞的。
研究結果表明，由于中國沒有經歷過一個獨立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傳統的經濟學或“富國之策”卓然于世界經濟學發展之外，具有中國的特色。
戴家龍、趙建曾總結出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三個基本特點：“一是宏觀性，即著眼于國民經濟、全社會的經濟活動，而不是追求家庭或私人的財富增加；二是整體性，即面向社會經濟活動的所有領域、一切方面，而不是專門致力于經濟過程的某個環節、個別側面；三是人文性，即將經濟活動與政治目標、社會理想、人文價值等緊密聯系在一起，而不是單純地從事經濟活動、一味地追求物質財富?！?sup class="calibre6">[9]如果說上述只是一般性的概括，唐任伍則具體地分析了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中國性”與“封建性”五個特點。[10]并總結說，“以‘富強’、‘富國’、‘富民’為主要研究范疇的中國型的傳統經濟思想，與世界經濟學的發展潮流脫節，剝離于世界之外，很難與西方的經濟學說進行交流，雙方缺乏交流的共同術語和范疇。一直到20世紀初期，這種局面仍然在延伸”[11]。
“經濟學”在近代中國的出現，是隨著“西學”在中國的不斷傳播并對“西學”認識深化后的產物。得西學風氣之先的魏源等把西學理解為“西技”。1861年馮桂芬在《校邠廬抗議》中，把“西學”分為“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等”。[11]后來的鄭觀應在《盛世危言》、張之洞在《勸學篇》中，對“西學”的學科進一步細分化，但仍沒有把“經濟學”作為“西學”的一門獨立的學科。梁啟超在1897年的《與林迪臣太守書》中，把“西學”分為“政學”和“藝學”兩部分，在具體的分類中也沒有提及“經濟學”。直至1902年他在《新民叢報》中發表的《格致學沿革考略》“導言”中，才明確了“經濟學”在“西學”中的獨立地位。他說：“學問之種類極繁，要為兩端。其一，形而上學，即政治學、生計學（經濟學）、群學（社會學）等是也。其二，形而下學，即質學（物理學）、化學、天文學、地質學、全體學（人體解剖學）、動物學、植物學等是也?！?sup class="calibre6">[12]與此相聯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也開始有意識地在中國傳播。（詳見本書第二章。）
巫寶三指出，就中國來說，“由于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的遲緩，經濟思想一直沒有突破封建主義以自然經濟為主的框架”，“遲至19世紀中期西方資本主義打開中國大門以前，尚未出現論述近代生產方式的最早理論著作”，“在19世紀中葉以后至20世紀初期，在經濟學說上以介紹西方經濟學說為主”。[13]
與中國社會的經濟活動相聯系，中國傳統的經濟思想適應了早期自然經濟發展的需要，那么，隨著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要求一種適應這種新型經濟形態的經濟理論。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西方經濟學作為一種“救亡之學”被知識分子所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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